从7岁开始参与抗战活动，风雨80多载，如今90余岁高龄的王琦老人，依旧精神矍铄、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听说记者要来，她特意穿上板正的外衣，上面挂满了锃亮的勋章：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渡江胜利纪念章、中南胜利纪念章、西南胜利纪念章……琳琅满目，让人肃然起敬。战争的荣誉、时代的注脚、烽火岁月的记忆，在其间熠熠生辉。

老人如今腿脚不便，行动需要借助轮椅。“当时在敌后战场上，一颗子弹把左脚踝骨这里打碎了，还有头上、脖间，都被弹片击中过。”谈起曾经的烽火岁月，她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1932年，王琦出生在山东省乳山县崖子镇哨里村，待到王琦上小学时，她的家乡已经处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那时的中国，正是风雨飘摇之际”，她说。

面对侵略，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我能说话的时候，就跟着大家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些歌。”从小处在革命精神的熏陶下，年仅7岁的王琦，如那个时代无数的少年孩童一样，毅然投入到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中。

“我加入了八路军敌后游击队，在儿童团活动。那时候任务很多，需要站岗放哨，警惕敌人和汉奸出来抢粮食和活动，接送情报等。”因为工作出色，她成为村儿童团团长，之后还担任了区儿童团指导员。

王琦老人还记得，1945年1月，一名与其父亲相熟的共产党员找上门来。原来，为了推动解放东北的工作，急需人员护送革命干部绕小道，通过敌人的多道封锁线到海边及其他革命根据地，年纪虽小却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王琦，被党组织选中，希望她能承担起这项工作。

“他当时到家里去跟我父母、爷爷商量。我家里人都接受过一定的教育，明白这个事情的重要性，所以都同意我去。”为了掩饰王琦的突然离开，她的家人便告诉亲戚四邻，孩子到姑姑家上学去了。

做这个工作，勇敢是基本的，敏锐的眼光和随机应变的头脑更是不可或缺。“当时我护送干部，会说这是我姑父、我姨，盘查的人一看我是小孩多半就信了。”借着孩子身份的掩护，王琦成功带领不少革命干部穿越过敌人的封锁线。

然而，危险也如影随形。“我记得14岁时，有次需要单独护送一位重要革命干部，并将他所给的情报传递给接头人员”，干部离开前，将情报纸条小心翼翼地塞进王琦棉衣袖子抠出的洞里。

顺利将情报交接给了接头人后，借着夜色掩护，王琦骑上对方牵来的毛驴往回走。“接头人钻河沟遁走之前，好心赶了一鞭子在毛驴屁股上让我也快走，可毛驴跑起来，敌人在炮楼上就开了枪，一颗子弹打到我脚上，踝骨被打碎了。”

有限的医疗条件，使得王琦的脚伤迟迟没有痊愈。受伤的疼痛没有使王琦害怕。但当医生告诉王琦，她的脚踝处遭感染需要截肢时，她害怕了。回忆起这段故事，王琦老人依旧激动，“当时我说我来到世上还没有做贡献呢，不行，我不割，我与腿共存亡。”她固执地不再让医生治疗，而是搬去老乡家里，寻来盘尼西林并结合一些土办法治疗，竟然奇迹般保住了腿。

这是王琦在革命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任性”，对她来说，保住的不仅是腿，还有她能够继续为抗战、为国家做贡献的机会。

王琦（左一）

“我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这是王琦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她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

战争时期，医护人员十分紧缺。1946年底，王琦接到命令，需要离开自己熟悉的敌后游击战场，转向医疗阵地。她没有任何迟疑，在参加三个月医疗培训后，她进入胶东军区兵站医院担任护理员。

“当时的医院没有一张床位，更没有固定院址。前方部队打到哪，我们就跟着抢救伤员到哪。”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王琦一次次奔赴战场，从最初简单的止血包扎，到复杂的骨折、枪伤等重症治疗，王琦和同伴们抓紧在各种时间学习、进步，争取在枪林弹雨中拯救更多伤员的生命。

淮海战役之中，群众的力量让王琦至今难忘。“老百姓推着独轮车上前线给部队送粮食送弹药，下来就运伤员，我们在前面用不同颜色的旗子给伤员标注情况，老百姓就在后面将伤员们收治到自己家里。当时还专门编写了小册子用于记录各个村的伤员情况，方便医疗人员及时前往治疗。”

“但朝鲜战场上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1950年10月，王琦接到命令，需要参加西南军区西南手术队。她迅速集结了西南军区西南手术队第六小队，第一时间奔赴朝鲜战场。

前往朝鲜的那个夜晚，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对岸上空时不时有敌机盘旋，10月30日夜里，我们踩着先头部队用树干搭建的浮桥，趁着夜色跨过鸭绿江。因为已经有部队走过，浮桥的承载力已经不足，一脚踩下去，半个小腿都泡在和着冰碴子的江水里。”

“当时的条件真苦。前面部队打仗，我们跟在后面抢救。到了深冬，气温有零下四十度，走到哪里都是冰雪相连，全凭两条腿爬山越岭，还专得走沟沟坎坎的地方，搜寻我们的伤员。抬着担架将伤员护送回国，伤员鞋子里都是冰，给脱了挂在后背上，就这一双，晾干了还得穿呢。”

顶着头上白天黑夜时刻盘旋轰炸的飞机，王琦与队友们一路走，一路收治伤员。“什么时候冰化了、裤子干了都不知道。”

王琦与其弟在朝鲜相遇后合影留念

“我脖子这块被弹片击中过。”王琦老人抚摸着一侧的脖颈告诉记者，那是朝鲜战场的轰炸机留给她的伤痕，1950年10月到1956年5月，她在朝鲜战场上坚守了近6年，直至接到命令回国。

战场之上，王琦怀里始终揣着一本拉丁文与中国北方话互译的“小字典”。

“那时候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阿拉伯数字怎么写、拉丁文怎么读……”在如今很多看起来非常遥远的事，对当时的王琦来说却是日常。

当改革旧教育，推广白话文的思潮不断席卷着王琦生长的村庄，她的姑姑、姑父都积极进步，成为了村里的教员。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少东北的大学生也涌到了王琦的家乡，为这里带来了新的知识与思想。如此情形之下，王琦从小不仅能读书识字，也有着一些拉丁文基础。

“教我们的老师，还编写了一个巴掌大的小字典，是拉丁文与中国北方话互译。”王琦拿到这本书以后，一直贴身收着，不时就拿出来翻一翻。

转向医疗阵地时，王琦的拉丁文基础成为了不小的助力。“抗战期间，医疗物资十分匮乏，不仅药物奇缺，而且几乎所有药物都没有中文名称，只有拉丁文标签，包括课程中的人体结构标注也是拉丁文。”相比于其他同期参与医疗培训的学员，王琦更快进入了状态。

“当时医院里的日本药品标签都是拉丁文，保管药品的老同志不会看药品标签，我会一些，就去帮忙分辨，药物是治疗什么病的、用量如何、口服还是打针。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帮忙做这些。”

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近6年时间里，这本小册子也一直没有离开王琦的身上。“只要有空，我就会拿出来翻看，不断学习。”

回国之后，国内各项建设正如火如荼，她听从组织调动，辗转北京、山西、银川等多地，在医疗阵线上持续为国家奉献力量。1979年，为了与同为军人的丈夫团聚，王琦选择来到了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工作，从此在河南落地扎根。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医院的情况非常困难。”由于历史原因和当时医疗发展条件的影响，医生、护士得不到锻炼，无法提升技术，手术室内竟然连暖气设备也没有。

怎么解决？王琦想到了请外援。“当时我记得有战友在上海一家医院，就挑选了几名医护人员，带着他们‘闯’到上海去，希望可以进修学习。”恰好时任上海市卫生局的领导，是王琦的老战友，在其帮助下，几名医护人员被分配到了上海各医院不同科室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回到郑州后，采用传、帮、带的办法，提高了医院的医疗水平。”

暖气设备问题也需要解决。王琦马不停蹄地去找领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手术室都生煤球炉子，护士得用簸箕搓煤，灰尘乱飞，没法儿做手术。”面对王琦诚恳的请求，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实地探查后，为医院安装了暖气设备，解决了手术室、临产室、婴儿室等的取暖问题。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王琦在妇幼保健院一待就是将近十个春秋。直至1988年11月，她因身体原因，才怀着对这份事业的深深眷恋，光荣离休。

离休后的王琦，仍不忘国家大事，一把放大镜、几份报纸，几本书就能充实她的晚年生活，“我自己订了2份报纸，我们单位郑州市妇幼保健院也给我订了报纸和杂志。”历经岁月磋磨，王琦头发花白，“眼睛不行了，就戴着花镜、拿着放大镜看”。

从战火纷飞到和平发展，再到如今的繁荣富强，王琦老人感触颇深：“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科技飞速发展，这是和平的关键。只有我们强大了，国家和人民才能真正的幸福安康。”

采访的最后，王琦老人也用铿锵有力的话语寄语年轻人：“要勇敢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爱国、卫国。”朴素的话语，凝聚着一位抗战老兵对国家和民族最深沉的爱，激励着当代年轻人坚定理想信念，高扬时代风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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