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甲骨文中，“夷”字如人屈膝蹲踞之形，“夏”字则似正身跪坐之态——这两种看似简单的坐姿，背后所映射的是“夷”与“夏”在礼仪制度、社会秩序层面的显著差异，更是上古时期不同族群独特的身份标识。

数千年前，在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以中原的“华夏”和东方的“东夷”为代表的两大族群，夷夏互动构成了史前及夏商王朝历史的主要内容。何为夷，何为夏？两者如何区分？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夷夏之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

近日，正观新闻记者有幸围绕“从夷夏东西到夷夏融合”这一主题，专访了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方辉教授，同时，方教授还分享了他关于郑州的独到见解，以及他在学术研究生涯中的宝贵经验。

夷夏融合：文化认同的考古学探索

记者：方教授您好，首先请您为我们阐述一下“从夷夏东西到夷夏融合”这一主题的核心内容。以及一个简单的坐姿差异——“蹲踞”与“跽坐”，是为何成为区分夷夏的核心符号呢？

方辉：“夷夏东西说”是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发表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里的同名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在文章中傅斯年通过对当时古史与地理文献的考察，提出在夏商周三代及三代之前期，大体有东西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以中原为中心的夏族和以海岱地区为中心的夷族。可以说，这两个族群的联合和斗争构成了中国上古史，尤其是夏代历史的主要内容。

他写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当时疑古学派对于上古历史的一些质疑，比如“大禹是条虫”“夏王朝是否真实存在”等。他认为夷和夏是确实存在的。从那以后，对夏的讨论，包括涉及夏商周的开端，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我的研究主要是从“夷”和“夏”的本义入手，从造字本义上，分析这两个字背后反映的这两个族群在蹲踞与跽坐行为方面的差异。看似是两个坐姿的不同，实际上这种差异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比如跽坐被称为正坐，是一种礼节的体现，是这个族群意识的一种强调。从此，这种坐姿的人就是所谓的“中国之人”。而蹲踞之人在后人看来，又被称为“东方之人”。古人是分得很清楚的。

那么怎么从考古学上来证明呢？我们在做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当中，发现蹲踞与跽坐都会在脚趾头骨上、膝盖骨上、髌骨上留下一些病变。这些病变，尤其是跽坐面的患病率，可以作为判断是否为跽坐的一个重要标准。据我们看到的，跽坐患病的概率发生在中原地区较多，早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就已经达到了80%以上。这不是某种职业或者某种工作造成的，而是人类长期在日常生活当中采取的这种坐姿形式，才会留下这么多不分男女老少的普遍病变。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教学相长：挑战与突破并存的考古之路

记者：郑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老城。在今天的郑州管城区，距今3600年的商城墙、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商都遗址考古公园等交相辉映，诉说着郑州的历史。您怎么看待郑州这座老城的历史价值？

方辉：郑州商城是商代第一座都城，这已经说明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目前已经出土的郑州商城的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其作为商都的辉煌。比如，郑州书院街的考古发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出土的黄金饰品和扇贝形装饰物等外来元素，显示了郑州商城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大都市的风貌。相信未来，考古工作将在有限的空间内继续展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记者：得益于短视频等媒介，考古被越来越多的大众了解，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热爱历史。您对这类非专业研究性质的普通考古爱好者有什么建议吗？

方辉：建议谈不上，因为考古、历史并不是这些观众的本职工作，只是出于兴趣多了解一点而已。不应该对他们抱以特别的期望，这会增加他们的负担。恰恰相反，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我们专业考古人员反而能从公众的提问中获得启发。我们常说教学相长，其实与这些专业水平很高的听众进行互动、对话，对讲述者自己而言，有时也是颇具启发意义的。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非单一的灌输。

记者：在您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有哪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或争议，您是如何解决的？

方辉：考古已是我一生的职业了。在职业生涯中，我有幸主持并参与了几次重大考古发现，其中一些也入选了当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发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有时还需要一点运气的成分。当那些意外的重大发现突然呈现在眼前时，那种兴奋是难以言表的，它们对我的学术生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发现之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对文物进行解读、阐释，写出报告和论文，论述其意义。文物本身不会说话，它们需要通过研究者的不断解读和分析检测来揭示其背后的故事。这既包括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结合，也涉及古文字的研究。传统考古学就是这样，历史和考古相辅相成。

但如今，考古研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范畴。我们发现的文物和古迹材质多样，如何更深入地挖掘它们的价值成为了新的挑战。无论是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还是艺术价值，我们都需要运用多种手段来探寻。特别是科学价值的挖掘，比如青铜器、陶瓷器、漆木器的工艺水平、用料产地等，这都需要多学科的介入，科技考古在这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每一次的发掘发现，都会让我对研究的问题提出新的需求。有些需求可以通过采用欧美已经成熟的科技考古方法来解决，但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还相对落后。至今还没有一种科技考古方法是我们中国学者自主发明或创造的，这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是一种遗憾。

作为文化遗产大国，我们拥有如此丰富的考古资源，但在研究上却还缺乏真正的创新型理论和方法。我认为，这是中国考古学界需要努力的方向。当我们的方法能够被全球各地的考古学家所采用时，我们才能说我们的研究真正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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