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中，商王朝以辽阔的四土疆域、明晰的国家制度、成熟的文字体系、灿烂的文化创造，被后世称为“有册有典”文明社会的开始。作为商王朝第一个都城的郑州商代亳都都城，是这一文明社会诸要素的集大成者，这里的王都城池、礼仪建筑、青铜重器、文字卜辞、社会盛景等，呈现了3000年前中国所有都邑从未有过的文明气象，被人们誉为中华“有册有典”文明的里程碑。

第一个强势王朝的都城

距今3600年前，建都在今日洛阳二里头的夏王朝江河日下，而在它的东方，一个名为商的部落强势崛起，终于，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商革夏命”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商是夏朝的一个方国，大致活动于黄河中下游一带。 史载，商的始祖名契，是辅佐大禹治水的一个能臣，因治水有功，被帝舜命作司徒，封于商地，商便以封地为名。商的前十四世称为先公时代，时间上基本与夏王朝同时，其间先后八次迁徙，不断发展壮大。到了十四世汤的时候，商部落势力已经很强盛了，而此时，夏王朝在桀的昏庸统治下开始衰落。商汤审时度势，与其他方国结盟，开始了灭夏的战争。他先灭掉了比邻的夏的属国葛，接着剪除了盘踞在自己周边的夏的羽翼韦、顾、昆吾等国，经过“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后，集中力量攻打以今日洛阳二里头为都的夏桀，一举推翻了夏王朝的统治，胜利了的商汤在今日郑州建立了商王朝的第一个都城“亳”，开启了商王朝的辉煌历程。

商灭夏之后，周边地区的方国纷纷来朝，成为“邦畿千里”的大国。夏王朝是通过和平合作建立的王朝，基本保留了各地的政权和势力，属国依然具有强烈的独立特征，中央王朝与其属国之间没有形成互相统属的立体结构，国家机构相对简单。而商王朝是在战争和征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征服和被征服者被纳入同一个国家，形成了立体的权力结构，国家机器更加成熟。同时，商王朝用战争中取得的大量土地和人口资源在被征服的边远地带进行分封，创立了开拓和巩固疆域的新形式，奠定了商代国家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的基础，实现了在广大区域内的有效统治。

依照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商王朝的南疆跨过了长江，抵达五岭以南广大地区，在湖北武汉发现了商代盘龙城遗址；在湖南宁乡发现了“四羊尊”“铜铙”等商代青铜器；在江西清江发现了商代城址、商代大墓；在广东广州、从化、博罗、梅县、揭东、佛山等地发现了商代墓葬、居址、陶窑等；在福建南靖、邵武、将乐等地发现了商代墓葬。北疆越过燕山，统领辽河，在吉林西团山发现有商代遗址；在辽宁义县、喀左等地发现有商代青铜器；在内蒙古赤峰发现有商代遗址。西疆扩展至甘青，在陕西汉中出土有大量商代青铜器；在甘肃、青海等地出土有商代青铜器；在四川广汉发现的三星堆遗址展现了与商王朝的密切关系。东疆推进到了海岱，在山东济南发现了商代大型建筑基址、墓葬、卜骨；在安徽阜南发现了成组的商代青铜器；在江苏徐州发现了商代祭祀遗址和卜骨等。商王朝将夏王朝一统天下的中国核心腹地区域发展到了崭新阶段，统治区域已经远远超过夏代，其疆域面积已经据有现代中国版图的三分之二。

按照《史记·殷本纪》的记载，自商汤建国到商亡，共传17世31王，时间长达5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奠定历史中国核心版图的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实现了广域王权的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治时间长达500年的王朝，其分封立国的统治方法对后世封邦建国的国体架构,对于拓展巩固中国疆域和实施有效统治，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无论其疆域，还是其统治时间，无论其创造，还是其影响，商王朝都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

严文明先生说：“商灭夏后不但尽有夏商之民和尽有夏商之地，并且进一步扩大控制的范围，建立了一个比夏朝版图大得多的统一王朝。作为商代早期都城的郑州商城，其规模之大与规格之高又远非夏朝都城的二里头可以比拟。由此华夏文明进入了繁荣昌盛时期，并得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为往后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第一个面积超千万的都城

强盛的王朝必有强盛的都邑，历经70多年考古，郑州商代亳都都城的面纱逐渐揭开，规模之盛大，构筑之宏伟，布局之严整，设施之完备，不仅令中国，也让世界为之震撼。

郑州商代亳都都城坐落在古代圃田泽西岸，纵横今日中心城区的管城、金水、二七三个城区，由宫城、内城、内城壕、外城、外城壕组成。宫城坐落在内城的北中部（今黄委会）一带，为国王临朝起居之所，已发现埋入地下的城墙近千米。城内有连片的宫殿夯土台基，其中一处基址东西面阔超过65米，南北宽15.6米，是一座重檐回廊九室宮殿建筑，雄浑巍峨。城内发现大型石砌蓄水池、水道等供水设施，完备科学。城东北部为祭祀遗址，发现有商代祭祀遗存，发现有春秋战国时期带有“亳”字印文的陶器。内城围宫城而建，是贵族和平民居住区。平面为方形，周长7公里，墙体大部分还矗立在地面。城外侧挖有10米深城壕。城内发现了精心规划建设的网状输水沟渠，发现了大面积的房基、水井等生活遗迹。外城环内城而筑，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城墙已湮没地下。南墙在货栈街、陇海铁路一带，西墙在今日一马路、二七路一带，已发现城墙近10公里，城外侧也修有护城壕。城内建有各类作坊，河南饭店一带和河南省公路运输公司一带为两处制铜作坊，新华社河南分社一带为制骨作坊，郑州十四中一带为制陶作坊。在外城贴近内城处，发现三个商代窖藏坑，出土数十件青铜重器。此外，在杨庄、烟厂、人民公园一带，分布有商代墓葬区，有贵族也有平民，墓中随葬品标志了墓主的身份。

郑州商代亳都都城选址考究，所在地势平坦广阔，西高东低，近临湖泊，便于取排水，体现了生态宜居的理念。城市规划严整科学，布局分明，尊卑有别，秩序井然。三座城池城城相套，宫城居中，内城南墙开门三座，彰显了王权至高无上的礼仪至尊。五道城防，墙高池深，层层护卫，凸显了都城的威严与坚不可摧。三城功能有别，生活区与生产区分离，统治者与普通百姓相隔，展现了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城市基础设施完备，对应城门有网格化道路，开凿的水井与石板铺砌的输水管道形成完备的地下供水网络，呈现了成熟的城市建设理念。郑州商代亳都都城开创了古代城市建设新格局，奠定了中国后世王都建设的基本规制，树起了人类城市发展史的巍峨里程碑。

郑州商代亳都都城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池。考古发现表明，郑州商代亳都都城城池面积在1300万平方米左右，是从外地筛选运来的黄红胶泥土夯筑而成，考古学家杨育彬推算，仅内城夯土量就达87万立方米，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建筑这样一座城，1万名奴隶至少要干上8年，若加上宫城和规模更大的外城，工程之浩大令人叹为观止。在中国目前已发现的3000年以前的城池中，郑州商代亳都都城遗址是62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的2倍，是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古城的10倍，是276万平方米的宝墩古城的4倍，是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的4倍，是400万平方米的石峁古城的3倍，是200万平方米的偃师商城的6倍，而与郑州商代亳都都城前后的二里头遗址与殷墟遗址尚未发现城垣。有专家查阅世界考古资料后断言，郑州商代亳都都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城市，李民先生说：“公元前1600年左右正处于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一些著名的城市相继出现，它们与郑州商城同时，或稍早于郑州商城。如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的巴比伦城（公元前1894—公元前1595）、亚述城（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城以及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十七王朝末、十八王朝早期的一些城市。这些城市或稍早于郑州商城，或与郑州商城同时，或当郑州商城兴起时，已走向衰落。即使它们兴盛时期，其规模和建制都比不上郑州商城。”

令人更为震撼的是，为了守护亳都都城的安全，商王朝在其周边，又修筑了一系列的卫城。近年来，在新郑发现了面积达168万平方米的望京楼商城，在新密发现了面积达71万平方米的曲梁商城，在中原区发现了面积达18万平方米的白寨商城，在荥阳发现了面积达51万平方米的大师姑商城和面积达11万平方米的西史商城。此外，还在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发现了面积达600万平方米的小双桥商城。这些城池距亳都都城30~10公里不等，自东南向西北环绕而修，形成了护卫亳都都城安全的卫城体系，形成了以亳都都城为核心的商代城市群，面积达到1400多平方公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以筑城守护都城安全的城市发展群，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群，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城市发展群，开创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崭新模式和崭新道路。此外，在亳都都城城市群更大的外圈，商王朝还修筑了武汉盘龙城、焦作府城、新乡孟庄城、运城东下冯城、垣曲城等，形成了更为庞大的商代城市发展网络。

邹衡先生说：“从世界范围看，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希腊及罗马等，都没有发现像郑州商城规模如此宏伟、历史又如此久远的都城遗址。”

第一个气象万千的都城

郑州商代亳都都城发现后，无数考古工作者奔波陶醉在这片不同寻常的沃土上，发掘抢救出一批批璀璨夺目的珍贵文物，再现了3600年前其他都城不曾有过的辉煌社会盛景。

青铜重器首次出现，冶铸制造登峰造极。郑州商代亳都都城之前的陶寺、新砦、二里头等遗址中，都出土有青铜器，但都是小件，数量也不多，而郑州商城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青铜器，涉及社会方方面面，从镇国重器方鼎、圆鼎，到战争武器钺、镞、戈、剑，从生产工具铲、斧、刀、凿、锥，到生活用具鬲、斝、罍、盘、觚、尊，应有尽有。1974年，在杜岭街出土青铜重器3件，体形最大的方鼎通高1米，重86.4公斤，纹饰繁缛，铸艺精湛，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时代最早的青铜重器，比后母戊鼎早了300年。1982年，在内城东南城角处发现的埋有13件青铜器的窖藏坑，其中的大圆鼎是商代最大的圆鼎，中柱盂是商代青铜器中的孤品。1996年，在南顺城街发现的窖藏坑，有不同时期的青铜鼎一组，为研究商王朝用鼎制度提供了重要参照。郑州商城是出土中国早期青铜重器最多的遗址，种类繁多，纹饰精美，冶炼工艺和铸造水平达到了空前的境界。

黄金面罩首次出现，锤揲工艺世界领先。中国4000多年前开始出现黄金饰品，但多是耳环等小件，数量极少，而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多次发现黄金制品，特别是2022年在书院街贵族墓葬中发现了黄金面罩、金镶玉兽面纹牌饰、金泡饰、金箔制品等，使郑州成为出土中国早期黄金饰品种类最多的城市。其中的黄金面罩长18.3厘米、宽14.5厘米、重40克，锤揲而成，薄如蝉翼，在世界已发现的20件黄金面罩中，依单位重量考量，郑州出土的金面罩厚度是最薄的，反映了3400年前郑州商代金器制品的高超工艺，堪称世界最早、最重要的黄金捶揲工艺制品之一。兽面纹牌饰在夏代二里头遗址中有过发现，但是由青铜和绿松石组成的，郑州出土的兽面纹牌饰是由金箔和绿松石组成的，堪称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制品。大量黄金饰品的出现，表明以郑州为都的商王朝不仅与外界有着密切的交流，而且善于吸收创造。

原始青瓷首次出现，制瓷技术惠泽人类。陶器仍然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活用具，已出现更高级的白陶，制作细腻，器表纯净洁白，雕有精美的纹饰，似骨似玉，精美异常。在制陶成熟技术的基础上，商代烧造技术又产生了飞跃，创造出了瓷器。1964年，在铭功路一座商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比陶器胎质更硬、器表附着一层黄绿色亮闪闪东西的器皿，胎色灰白，扣起来发出金属的铿锵声，这种器物人们还是第一次见到。经实验室分析，这件器皿是使用高岭土制作的，胎骨细腻致密，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它的釉料与呈色剂基本上和后来的青瓷一样，烧制的温度已达1200℃。经鉴定，这只尊已近似瓷器，是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由于这只尊的发现，中国瓷器发展史提前了1000多年。

玉石品种空前丰富，中原用玉谱写新篇。中原地区早在8000年前的裴李岗遗址中，就有玉石饰品的存在，但直到商代以郑州为都时，才开始大规模用玉，郑州商代亳都都城发现了大量玉器。商代玉器均为软玉，颜色有绿、褐、白等。制玉技术切割精微，琢磨光润，礼器饰品庄重优雅，动物姿态生动活泼，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商代玉器涉及广泛，礼器类有琮、壁、圭、璋、璜、琥、尊、磬、矛、戈等，实用器类有杯、盘、臼、杵、梳等，工艺装饰品类有头饰、玉环、玉珠、佩玉、玉人、玉象、玉虎、玉鸟、玉龙、玉风、玉鱼、玉蝉、玉蚕等。

骨器制作工艺讲究，用途广泛多姿多彩。商代骨器使用范围广泛，种类包括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原料多为牛、马、羊、猪骨，鹿角和人骨。在郑州商城制骨作坊，发现有制骨用的青铜刀、锯、凿等，出土上千件骨器成品和半成品，以及带有锯痕的骨料和废料。骨器大多用来制造骨簪、骨锥、骨针、骨匕、骨镞和鱼钩等。在宫殿区的一条壕沟内发现有三堆总数近百人的头盖骨，不少头盖骨上有明显的锯痕，这是用来制造人头碗的一个制骨作坊的堆料厂。郑州商城还出土有象牙制品，象牙觚呈椭圆筒状，颈部和下腹部各有一周凹槽。出土的象牙梳，梳的下部有十个流齿，制作相当精致。

此外，其他制造业也异常繁荣，郑州商代一座墓中发现了6串蚌珠，共计1000多颗，用蚌壳磨制而成，呈圆饼形，中有孔，穿起来戴于脖项和胸前，装饰自己。丝织技术有了新发展，不仅有平纹组织的绢，还有提花的菱纹绮。还发现了用漆的遗存，从颜色、花纹等情况看，商代的漆器工艺已具有相当水平。

如此繁盛社会景象的背后，是商业与运输业的高度发达。 史籍中说：“商人善商因以为商。”商的先祖王亥就经常“肇牵车牛远服贾”。商王朝建立后，凭借中立天下的优越交通区位，将商品交易活动推向了高潮。郑州商城发现的铸铜作坊、制陶作坊、制骨作坊规模都很大，不仅为王室服务，很大一部分也用来交易。发现的昆仑的宝玉、东海的鲸骨、江南的金铜矿石等物品，其来源除赠送、进贡及征讨外，也有交易而来。除以物易物的交换外，商代已开始使用货币。郑州商代墓葬中出土了很多海贝，有座墓中竟达460多枚。卜辞中有“赐多女有贝一朋”，金文中亦有“王赏成關子贝廿朋”的记载，证明贝在当时已用做交易的货币。而且，有了计算单位，十贝为一朋。因为商代的人们很会交易，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后世人们把善于交易的人称为“商人”，把“商人”交易的东西称为“商品”，把“商人”的交易活动称为“商业”，传至今天。

史载，商的先祖相驯服了牛，使用牛作为车的牵引动力。商的另一位先祖亥赶着牛车去做生意。考古发现，商代的车为木制，单辕、一辀、一奥、一轴、两轮，有二马一车和四马一车，复原形制与卜辞“车”字形相仿，车身由青铜件装饰。郑州商城铸铜遗址中出土有专门铸造青铜车轴头的陶范，表明当时车子制造的数量是可观的。

考古证明，郑州商代亳都都城已形成当时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心，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制造盛大场景的出现，众多天南海北物资在这里的汇聚，尤其是大量贝币的出现，证实郑州商代亳都都城已经形成相当繁盛的城市社会生活，这些在此前和同时期的城市遗址中是没有过的，郑州商代亳都都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城市繁盛社会景象的都城，创造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最早文明。

第一个“有册有典”的都城

距今5000多年前，中国所呈现的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城市出现、社会分工、阶级分化、王权和国家形成等景象，表明文明已经初步形成，而“有册有典”成熟文明社会的出现则是到了商王朝时期，有了系统的国家制度，有了规范的礼仪制度，有了气象万千的社会景象，有了灿烂瑰丽的文化创造，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些气象都可以以成熟的文字记载和呈现，形成了卷册，形成了典章，形成了后世人们所崇尚的“有册有典”文明，郑州商代亳都都城是这一文明形成的里程碑。

郑州商代亳都都城是中国城市文明的形成地。早在5500年前郑州就筑起了长江以北时代最早的城市清静沟城，此后先后出现5300年的西山城、5000年的大河村城、4600年的水牛张城、4300年的古城寨城、4100年的王城岗城、3900年的新砦城等，3600年的郑州商城将城市发展推向登峰造极，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明。更让人震撼的是，郑州商城建成后，3600年城址不移、人脉不息、文脉不断，至今仍然是中国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演绎了城市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群中年龄最长的城市。

郑州商代亳都都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形成地。早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就有了青铜铸鼎的传说，但人们在此后2000多年中的仰韶、龙山、陶寺、二里头等遗址中发现的铜器，都是小件，数量也很少，直到3600年前商王朝以郑州为都城时期，才出现冶铜铸器的高峰。在郑州商城发现了多处冶铸青铜器的手工业作坊，发现了冶炼青铜和浇铸器皿的模具等生产设施，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各类青铜器件，发现了高达一米的青铜大鼎，冶炼技术之成熟，铸造工艺之精湛，涉及领域之广泛，艺术思维之瑰丽，都是前所未有的。郑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大规模生产和拥有青铜器的城市，中国的青铜文明在郑州铸起了第一座高峰。

郑州商代亳都都城是中国文字文明的形成地。早在9000~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贾湖遗址已经发现契刻符号，历经5000多年的发展，到商王朝时期形成系统成熟的中国文字体系甲骨文。目前时代最早的骨刻卜辞是在郑州发现的，1953郑州商城出土了3600年前的一件牛肋骨，上刻3行11字，“乙丑贞：从受……七月又モ土羊”，比安阳殷墟甲骨文早了300年。不仅如此，郑州商城还出土有朱书文字、金文文字。袁广阔先生认为，“郑州商城骨刻文字，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早商文字遗存，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卜辞。它的发现，为商后期的甲骨文字找到了源头，在中国象形文字史上具有界标意义。小双桥遗址发现的朱书陶文，则为二里岗卜辞的真实性提供了重要旁证，表明早期中国在二里岗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 夏鼐先生更是明确指出：“二里岗文化已有文字制度。”

郑州商代亳都都城是社会文明的形成地。 商代的历法实行阴阳合历， 把月亮的一次圆缺算作一个月，有大小月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为12月，再把太阳历和太阴历的参差的天数合并到一月，这一年就是13个月，叫作“归余于终”，余一月就是闰月，这是我国设置闰月的开始。 商代记日已采用干支相配的方法，甲骨文中有完整的干支表。 商代卜辞中出现了疾首、疾目、疾耳等16种按身体部位记述的疾病，囊括了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妇科、小儿、传染等科目，出土的砭镰用以切割脓血，是我国已知的最早医疗用具。商代在数学方面已采取了十进位计算，卜辞中分别有个、十、百、千、万，最大的数字已有“三万”。商代的音乐更为丰富，传说汤时有“九招”“六列”等乐章。郑州商城遗址中出土有埙、磬、铃、饶等乐器。商代的舞蹈已有巫舞和乐舞之分，巫舞服务于宗教活动，乐舞供贵族娱乐。商代的纹饰艺术瑰丽灵动，青铜器上通常装饰有饕餮纹、夔纹、兽首纹、云雷纹、目云纹、乳钉纹、圆形鼓面纹、联珠纹、涡纹、弦纹、人字形纹、X形纹、菱形纹、三角纹、镂孔等十余种，多是两种、三种或更多的纹饰在同一件器物上出现，从单线条发展为多线条，从带状装饰发展为通体装饰，从平面浅浮雕发展为立体高浮雕，展现了商代装饰艺术庄重、雄浑、神秘、灵动的大美世界。郑州商城还发现了虎、猪、羊、龟、鱼、鸟、人像等陶塑作品，生动传神，栩栩如生。商代形成了强烈的“上帝”与祖先、日月与星辰、河流与土地等崇拜，祭祀名目繁多，仪式隆重，占卜是重要内容，从发现的甲骨文看，商王占卜范围很广，从天时、收成、祭祀、征伐等国家大事，到田猎、疾病等商王私人生活，丰富多彩，反映了商人浓重的鬼神情结，也为后代留下了丰富的史料。

郑州商代亳都都城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文明的形成地。从历史记载和甲骨文印证中我们得知，商王朝已经形成了由商王、行政主官、决策执行机构和各级地方官员构成的立体权力体系。各级管理机构更加完善，政令更加畅通。商朝直接控制的王都及其附近地区为王畿，叫大邑商、天邑商，王畿四周分别由商朝贵族和分封的诸侯来统治，称为“四土”。在诸侯封地之间以及封地外围，还存在着许多方国和部落。商王作为全国最高统治者，自称“予一人”“余一人”或 “我一人”，对臣民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并借助宗教迷信的力量，强化自己的统治。 宗法制度已经初步形成，商王相对同姓贵族而言为大宗，同姓贵族相对商王而言为小宗。同样，在各级贵族之间也有大宗、小宗的划分，而嫡长子继承制成为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核心内容，它不仅有利于密切商王与各级奴隶主贵族之间的联系，而且更有助于凸显王权的至高无上。商王以下可以分为内服和外服。内服是中央百官，外服是地方诸侯。中央百官有尹或相，辅佐国王，是最高行政长官。在尹或相之下，主要设有三类职官系统:第一类是王事职官系统，主要负责管理王室事务，有宰、寝以及相关的各种小臣等。第二类是神事职官系统，主要负责管理神祇事务，有史、卜、作册和巫等。第三类是民事职官系统，主要负责管理民众事务，有管理农事的小藉臣、管理众人的小众人臣，还有管理手工业的司工等。外服的地方诸侯仿效王室设有各自的职官系统，担负对王朝纳贡、服役、戍边以及出兵征伐等义务，商王主要依靠这些内服百官和外服诸侯来维护其统治。刑法更加细化和明确，虽然还没有成文法，但已有残酷的刑罚，后世称商代“刑有三百”，所谓墨(在脸上刺字)、劓(割鼻)、利(断足)、宫 (男子阉割生殖器，妇女幽闭)、大辟(死刑)五刑，都已经具备，而且刑罚名目繁多。同时，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监狱，荀子说：“刑名从商”，反映了商代刑制对后代的影响。商王朝是以武力起家的，所以军队建设十分强盛，兵种繁多，队伍浩大，当时已经有了师、旅的建制，管理军事的官员分为多马、多亚、多射、师、旅、卫、犬、成等。兵种有车兵和徒兵两种，作战时往往混合编队，以车战为主要作战方式。屡屡以“师”征伐,卜辞中动千动万兵力常见。中国古代国家制度文明基本形成。

郑州商代亳都都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超千万平方米的城市，第一座拥有郭城、内城、宫城礼仪制度的城市，第一座拥有城市制度、城市设施、城市文化、城市制造、城市交易等城市文明的城市，第一座拥有国家机构、三重城池、礼仪建筑、青铜重器、卜辞文字等完备文明要素的城市。刘庆柱先生说，从考古学意义上说，郑州商代亳都都城发现有三重城墙、宫殿建筑、青铜重器、卜辞文字等文明社会的所有元素，是没有争议的中国第一个都城。宿白先生说，郑州商代亳都都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世界城市发展史上，是一座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郑州日报版面截图

（来源 郑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