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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某些方面,我比别人愚钝得多。比如有段时间,我突然发现小区前面的小街两旁多出几家茶馆。当时挺开心,觉得在家门口有了喝茶聊天的好去处,还可以背上电脑,要一壶茶,然后在茶馆里泡上一天。直到有个制片朋友约我谈剧本,我将她带进其中一个茶馆,才发现那里根本不是喝茶的地方,而是一个打着“茶馆”名头的棋牌室,没有音乐与茶香,只有令人心烦的麻将声。
那条街上的所谓茶馆,其实都是这样。后来我去其他的城市,发现许多城市里的许多茶馆,也都是这样。似乎,能让人安静地喝一壶的茶馆,越来越少了。
于是,老家的老茶馆,显得弥足珍贵。
记忆中老家的茶馆,开业于20世纪80年代,5分钱一壶茶。不是一茶壶,也不是一暖壶,而是一把茉莉花茶装壶里,水随便续,即使将一壶茶泡成白水,老板也不会催你走。那年,老板才三十多岁,他说开茶馆不像开饭店,既不会太累,也不会发大财,正好应了他的性格——能守家守业,不耽误种地,也不耽误照顾老人。一个土灶,两张长桌,四条长凳,几把茶壶、暖壶;门口挂一布幌,上书“茶馆”,就开起来了。
茶馆开在不太热闹的小街,用了两间房子。最初,主顾多是生意人和手艺人,他们有闲并且有点小钱。进了门,跟老板打声招呼,然后泡茶、喝茶、与熟识的朋友天南海北地聊,一段时间就打发了。茶馆更接近自助,水开了,老板把水添进暖壶,摆在屋角,谁用谁取;暖壶空了,送回灶边,老板便再将暖壶灌满。茶馆里提供茶杯,有些还做了“老赵专用”或者“老钱专用”的标识;也有人自带茶壶和茶杯,存放在茶馆没锁的木头柜子里,或干脆就放在木桌上,把茶馆变成他们的另一个家。
农人们则在农闲时才去光顾。讲究些的带上茶杯,不讲究的端个大搪瓷缸就过去了。一壶茶泡好后倒进瓷缸,端起来“咕咚咕咚”灌两口,擦擦嘴,脸上尽是满足。便有讲究人说,你这是牛饮;茶不是这等喝法,得观色、闻香、品茗。农人说,我是来喝茶的,不是来遭罪的。说着,仰脖又是一大口。对大多数农人来说,老茶馆更像他们的热炕头,怎么舒服怎么来。过来坐下,喝一把涩中带苦、苦中含香的“大把抓”(茶),暖一下身子,见见猫冬的朋友,拉两句家常,就是喝茶的目的。规规矩矩地净手、洗壶、封壶、奉茶、闻香、品茗……那不是享受,而是折磨了。
后来一壶茶涨到了一毛钱。为这事,老板挨个跟茶客道歉和解释,说电费、茶叶什么的都涨了。另外他想把柴禾灶换成煤灶,这样屋里能干净一些。茶客们也赶紧说,早让你涨价,你不听。他们没有说谎,5分钱一壶茶实在太便宜了。关键是,那不是一“壶”,而是一次。
不管如何,老板都觉得涨价是件很难为情的事。可那些年物价涨得快,后来一壶茶又涨到5角钱,再从5角涨到了一块钱。涨到一块钱那天,老板给每位茶客奉上了龙井,说,以后就算物价飞上天,这茶馆也不会再涨价了。
那以后,茶馆真的没有涨过价。
去茶馆喝茶的老主顾彼此都熟识,他们慢慢地老去,包括老板。他们的子女进了城,并在城市扎下根。唯他们守着几亩地,守着故乡,守着陈年旧事,耗着人生里剩余的时光。2000年以后,乡下平日里就很难见到年轻人了。老人们越来越老,终于种不动地了,于是将大把的时间泡在茶馆里。仍然花一块钱,仍然是“大把抓”(茶),仍然是暖壶和专用的搪瓷缸,大半天就打发了。有人甚至天没亮就出发,走三四里路,就为一口茶。问他,就差这一口?答,这么多年习惯了,到点就醒……
世界日新月异,农人的生活习惯却似乎被凝固住了,连同这个土得掉渣的老茶馆。
老板曾进城一年陪儿子高考,不得不将茶馆暂时关闭。而那些老人们,便似掉了魂儿似的。后来有亲戚劝老板留在县城开个杂货店,并为他物色了一个好地界,他却惦记着乡下的老哥们和那个茶馆,硬是跑了回来。老茶馆重新开业那天,有人在门口放了鞭炮,还有人请来戏班子唱戏……那是老茶馆最热闹的一天。
但,热闹毕竟是暂时的,老茶馆终究会越来越冷清。老人们不断去世,茶馆里的顾客就越来越少了。有天老板盯着茶馆里的顾客,发现最大的93岁,最小的也65岁了,不由发出一声慨叹,说:时间过得太快了,沏一壶茶,几十年光阴就过去了。那天,有人问老板以后怎么办?老板说,只要我还活着,茶馆就开下去。老板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他知道这个茶馆,终会不在。一起不在的,还有他们的人生,以及他们的故事。他们在世间的一切,很快会被抹得干干净净。
林语堂先生曾说:捧一把茶壶,中国人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我常常想,对这些老人们来说,或许一壶茶,就是他们的人生吧。苦中带涩,涩中有香,待终于泡成清水,这一生,也就过去了。
(来源 半月谈·品读 作者 周海亮 主播 连晓东 制作 王宜谦)
统筹:梁冰
编辑:蔡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