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探索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又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王冠上的明珠。

从1959年徐旭生先生的夏墟调查开始，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大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鼎力支持下，一代代夏文化探索者手持手铲，刮开黄土，寻找夯土，寻找夏的灿烂辉煌。

6月19日，大象出版社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E4D11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展台举办了《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全2册）》（以下简称《手铲释天书》）新书发布会。发布会由大象出版社副总编辑张前进主持。

与会嘉宾合影

记录几代考古人的“寻夏之路”

《手铲释天书》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几代专注于夏文化研究的学者求证夏王朝的思想、路径与成就，总体反映了迄今为止夏文化研究的历史、成果及共识，对认识中国文明历史的关键阶段和中华文明核心基因具有重要意义。几代考古人的“寻夏”之旅，充分彰显了考古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薪火相传的人梯精神，他们在解读天书般人类文化遗存的同时，努力缀合历史可能出现的缺环。《手铲释天书》为考古修史，为学者立传，让读者对夏文化、对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据介绍，《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Ⅰ》访谈对象为24位出生于20—40年代的夏文化考古学家。该书首版于20年前，无论是编写体例，还是内容涉及均有发凡起例之功，一直备受考古学界推崇。《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Ⅱ》对18位出生于30—60年代的夏文化考古学家进行了访谈，访谈主要集中于他们探索夏文化的具体过程，弥补一般发掘报告、研究著作的不足。两本书，42位考古学家，一部夏文化考古的学术史跃然纸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原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杜金鹏先生长期从事夏商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曾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偃师商城等夏商都城遗址工作20余年，是国内夏商考古领域知名学者。在新书发布会上，他讲解了中国人的“寻夏情结”，让我们明白了中国考古人为什么要探索夏文化，以及如何探索夏文化。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袁广阔先生曾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主持发掘辉县孟庄遗址和焦作府城遗址。他从夏商之变的角度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夏商文明相互交融的关系，打破了我们对于夏商的关系如朝代更迭一样的固有观念。

本书作者、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二里头夏文化研究院院长张立东先生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夏代年代学”课题组成员和“工程”办公室秘书，参与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多年，亲身经历夏文化探索的几次热潮。他结合图书讲述了中国考古人从事夏文化探索的历程，认为《手铲释天书》既是一部夏文化研究的学术史，也是一部夏文化考古学者的心灵史。

在谈到为什么一套针对夏文化探索者的访谈录要选择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召开新书发布会时，张前进副总编说：“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发布这套书，具有两重价值和意义：一是夏文化研究备受海外考古学界、汉学研究界高度关注，是一个国际化的学术领域，我们希望将中国夏文化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进展和共识，呈现给全世界的读者，促进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互鉴；二是彰显中国学者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努力。”

关于夏文化探索的“人”的故事

《手铲释天书》记录了42位考古学家为追寻夏文化踪迹，奔波于考古现场的动人故事。每一个考古学发现的背后，都浸透了无数工作在一线的考古学家的汗水和心血。

例如，拉开夏文化探索序幕的徐旭生先生在偃师境内调查二里头遗址时，天忽然下起大雨，道路泥泞，十分难走，徐老却坚持冒雨调查完毕。待到徐老一行人冒雨在泥泞土路上跋涉十余里回到住所时，已经是晚上9点，早已过了吃晚饭时间，只得以冷馍充饥。第二天，徐老又照常外出调查。

发现二里头一号宫殿的殷玮璋先生和两位同事一起在对洛河下游做过一次夏文化相关考古调查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吃住皆不好，有次因调查回村的时间太晚，无法回考古队驻地，只能借住小旅社，结果遭到臭虫和跳蚤的攻击，无奈之下，只能到大队柴草房中借宿。访谈中殷先生回想起他们三个人被臭虫和跳蚤咬的满身大包哇哇直叫的样子，感慨道：“我们当年称为‘跳蚤之歌’的情景，大概再也不会发生了。”

李伯谦先生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到偃师二里头参加发掘实习时，和学生们一起对陶片。陶片按单位摊在地上，人蹲在旁边，低着头一片一片地摸，一片一片地拼对，将一个单位成千块破陶片按质地、纹饰、器形逐一归类最终分到个体，再对有可能复原的器物粘对复原，不仅要动手，而且要动脑子。李先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时候，一对就是一天，腰酸背痛，但谁要是复原粘对成一件完整器物，一切疲劳便一扫而光，不仅他痛快，大家都跟着高兴。”

大象出版社编辑张琰说：“一个个关于夏文化探索的‘人’的故事，不光记录了几代专注于夏文化探索与研究的学者求证夏王朝的思想、路径与成就，更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著书立说的背后，虽有寂寞和孤独，有困苦和酸楚，但更多的是兴奋和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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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录是一项伟大的学术史工程

王仲奇是《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的编写者之一。据他回忆，2001年版《手铲释天书》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早在2014年，张立东老师就与侯卫东老师酝酿编写新一本《手铲释天书》，但因为种种原因，正式编写工作迟迟未能开展。

王仲奇在大学时期跟随张立东老师学习考古学。在闲谈中听到张立东老师欲编写《手铲释天书Ⅱ》的想法，王仲奇十分感兴趣。在张立东的支持下，他为《手铲释天书Ⅱ》申请了2020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并与李松翰、赵汉年、阚露三位同学商议组建团队，计划开展工作。

“直到2021年4月‘大创’项目结项，我们陆续对方辉、宋豫秦、方燕明、许宏、杜金鹏、秦照芬、李维明，共7位先生进行了采访。我们将其中部分材料用以‘大创’项目结项，获得了良好评价。随后我们继续采访了张国硕、王震中、王巍、张松林、郭引强等先生。”王仲奇回忆道。2022年5月，采访工作基本结束，根据采访录音形成的稿件也陆续交由受访学者本人审阅。随后，书稿交与大象出版社，在张琰编辑的推动下得以顺利出版。

“除学术史层面的意义外，两本《手铲释天书》亦可视为一种以夏文化探索为议题的心灵史史料。”王仲奇说。“《手铲释天书Ⅱ》是言谈话语、是口述材料，还夹杂着间接书写，其中既有严肃的学术表达，又隐含着心绪态度。书中严肃的学术观点对应着心灵史中的理性部分，私人的心绪态度则是心灵史里的感性一面。当然，前者比重大些，但它仍为夏文化探索者群体内心世界、思想观念、情感态度的探究保留了空间与可能。”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副主任侯卫东认为，在夏文化研究和传播涌现新热潮的背景下，编著出版《手铲释天书》，为夏文化研究者立传、为夏文化探索史存照，是令人敬佩的一件事儿。侯卫东说：“李伯谦先生是第Ⅰ集中受访的学者，二十余年后的第Ⅱ集中把他作为第一个受访者放在首篇，衔接了前后两集的学术脉络，显然是独具匠心的安排。第Ⅱ集受访者包括了刘绪先生等众多夏文化研究大家，学界和公众可以尽览夏文化研究的最新进展、一睹夏文化研究顶端学者的风采。这个访谈录是一项学术事业，也是一个科普工作，坚持10年或20年出一本，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学术史工程。”

（来源 南方都市报 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