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注做学问的人生是怎样的？

这位学者曾说，“我对河南大学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他的履历上只有一行字——在河南大学读书、工作、研究，直到退休。

作为经济学家，他说，“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性的深度转型。”他2004年首倡的“郑汴一体化”战略，被河南省委、省政府采纳并写入“十一五”规划。

从教师的角度出发，他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灵魂。”他希望学生可以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人。

他是耿明斋。

年轻时，他在农村田间地头做过农民，担任过生产队长，还做过民办教师。直到1978年，参加了高考，被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录取。留校任教发展后，耿明斋曾赴南开大学、英国卡迪夫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等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访问研究或进行学术交流。还先后兼任国家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河南省“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和“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十二、十三、十四连续三届河南省人大代表，以及十二、十三届省人大财经委委员，省委咨询组研究员、省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

耿明斋

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经济的巨轮如飞瀑直下，激荡起千层浪花，不断向前翻涌。在这一波又一波的经济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独到的见解，指明方向，引领前行。

年过七旬，这位潜心治学的老者又是如何看待过往经历？

如繁星点点，照亮夜空。6月初，正观新闻记者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河南大学资深教授、中原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听他讲述别样的“学术人生”。 

正观新闻记者专访耿明斋

正观新闻记者：经济建设是中心工作，涉及方方面面。作为经济学家，您最近在研究什么课题？

耿明斋：自2022年起，我们针对整个河南在全国经济演变中的地位变化，编撰了一系列发展报告，集结成《河南省市域经济运行分析》一书，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同时，也精选了主要县域，运用官方数据，深度剖析了2008至2012年间县域的发展演变。

此外，自2014年起，我们持续近十年做了一件事，叫做“百县千村万户”入户调查——聚焦劳动力转移与人口迁徙，洞察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

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是想以专业知识，透视中原地区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变化、总量提升及潜在问题，为省委、省政府及各级市政府提供发展决策的建议与意见。 

正观新闻记者：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您有哪些看法和思考？

耿明斋：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四十几年，中国经济创造了大家都在讲的“发展奇迹”。

但是，长期累积的内在结构性问题与三年的疫情冲击，使得当前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同时，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给中国经济的运行发展增添了额外困难。

我们的目标是到第二个百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目标可能有很多的标准去衡量，但是最核心的还是人均GDP，人均GDP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实现中国梦？

举个例子，我国现在的人均GDP大概是13000美元，而世界银行有一个标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转换的人均GDP门槛是13000美元左右，目前我们已经到了由中等向高收入阶段转换的关键点上，但和伟大复兴的目标要求还有一定的落差。 

正观新闻记者：您对未来的经济走向怎么看？

耿明斋：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有一个观点，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的标志，是到2050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对此，我高度认同。美国2023年的人均GDP大概接近7万美元，而且现在年均GDP的增速还在两个百分点以上。我们发展30年，人家也有30年时间发展，假如美国这30年以每年2%左右的相对速度递增，届时人均GDP超过10万美元没有问题。

那时，我们要达到5万美元，以现在的13000美元为起点，未来近30年内，我们得实现人均GDP的两个翻番，而按照经济学家的共识，我们的年均GDP增速都得保持在5%左右。

这个数字放在未来的30年，是一个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够实现的过程。

正观新闻记者：您认为出现这些情况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耿明斋：经济学界甚至主流舆论也在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当前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的经济增长对房地产行业依存度很高。当房地产受到冲击时，造成的经济影响大家也都感受到了。其实过去房地产的热度不是住房需求，而是投资需求，越往下行，投资需求就越弱，现在房地产领域里有投资需求的越来越少了。

正观新闻记者：您认为未来我们如何才能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地高速增长？

耿明斋：中国经济正面临结构性的深度转型，要推动这一转型，关键在于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

首先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特别是针对当前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情况，同时，扩大就业，特别是实现充分就业。我认为这两点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

除此之外，还需要深化市场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经济学上有一个均衡的概念，就是说不同领域的财富创造活动，要在一个相对均衡的结构当中往前走，如果某个领域突飞猛进，其他领域跟不上，就会断档造成新的结构不平衡。

未来扩大消费需求的着力点，是要支持依赖民营经济的发展。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去创业、创新，那就富起来了，一方面吸收就业、扩大就业，另一方面，老板多了，人人都富了，那消费能力还不提升吗？

正观新闻记者：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地位不可替代，对目前郑州经济的发展怎么看？

耿明斋：郑州与全国的省会城市比较，以前的基础比较薄弱，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新世纪，郑州在全国的城市格局当中迅速崛起，进入特大城市行列。我认为郑州的崛起得益于省会的地位、得益于河南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在全国省域经济当中的崛起。

与此同时，河南经济面临的挑战也是越来越严峻。追根溯源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阶段性特点越来越突出，对河南、郑州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因为我们的资源型产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比一直比较大，这对我们构成了“拖累”，我们需要从资源依赖转向创新和技术依赖，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正观新闻记者：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河南实践，从经济角度考量，您有哪些建议？

耿明斋：我们都知道，河南经济的发展战略布局一直围绕着做大郑州展开。“如何建设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实现郑州和周边城市的一体化”是我们一直考虑的问题。

在转型发展的初级阶段，河南需要摆脱资源依赖，寻找新的发展路径。第一步肯定还是发挥自己的优势——交通枢纽。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规划建设，包括“米”字形高铁，在全国省份里，河南是最早做到“米”字形高铁全线贯通的省份。

但是随着国家发展阶段的进一步演进，创新引领在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河南创新短板的问题，经济结构中“资源型偏重”的问题就日益突出了。

我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加快经济发展：一个是提升创新能力，另外一个加快新产业的培育、尽快降低资源型产业占比。 

正观新闻记者：能否给郑州未来的发展提几条建议？

耿明斋：我认为一是继续提升创新能力，尽快补上短板。除了现有提升创新能力的布局之外，我认为还需要在高校体系、科研体系下功夫。

产业培育方面，这些年来，郑州发展最快的还是电子信息产业，但终端组装居多，郑州需要想办法塑造出全产业链来。

正观新闻记者：从河大的学生到河大的老师，四十多年来，您与河大的渊源可谓非常深厚。请问，河大在您的人生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耿明斋：我是1952年出生的人，中学、高中六年我只读了两年便辍学了，之后就回到农村，在田间地头做农民，还担任过生产队长，也曾做过民办教师。1978年，在很多同事的鼓励下，我参加了高考，有幸考中，被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录取。

1982年毕业后，我考了学校的硕士研究生，这一下读到1985年，连续读了7年书后，然后才留下来当老师。

我和河南大学是完全融为一体的，我有一句话叫做“我对河南大学的忠诚是不可怀疑的”，因为我没有第二家，我的履历就是一行字——在河南大学读书、在河南大学工作、在河南大学研究、在河南大学培养学生、在河南大学退休。

我的人生事业是和河南大学融合在一起的，荣辱与共。 

正观新闻记者：留在高校后，您如何做好教育的传承与发展？

耿明斋：在80年代后期，我的“收入分配改革”话题的论文，在当时国内最顶尖的期刊《中国劳动科学》头版头条发表，后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整个90年代都在讨论股份化的问题。

当时省内最早成立的证券公司——河南省证券公司和郑州市证券公司负责人和业务骨干，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我的证券知识的正向影响。1990年代，我还做了区域性股票交易市场专家小组的组长，负责区域性股票市场上市的遴选。

1990年代末，我又回归了学术，先后做了河大经济学院的副院长和院长，把所有精力都放到了搞学科建设，首当其冲就是要拿到博士点，这也很快实现了突破。

2003年，我们和学校的地理学科合作拿到了区域经济学的博士点，2005年，我们又单独拿到了两个二级学科的博士点，一个是政治经济学，一个是国民经济学，那一年河南大学总共拿了四个博士点，我们学科就占了两个。2007年我们拿到了应用经济学的博士后流动站。

2009年，我们拿到了理论经济学的博士后流动站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这两大学科，我们既有了博士点，又有了博士流动站，这当时在全国同类高校里边，可以说独树一帜。 

正观新闻记者：在教育生涯中您曾经获得过许多荣誉，比如省管优秀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特聘教授等等，您是怎么看待这些头衔与荣誉的？

耿明斋：这些成绩和荣誉其实源自社会各方，包括主管部门、同事、同学与学生的支持，说白了是对个人工作、为人处世的认可，也是个人人生价值的体现，是个人在社会中留下足迹的见证。

2011年7月，河南大学首届科研大会，耿明斋是受表彰的7位学者之一。

但是我从来不把这些看得太重要，荣誉只是人生的附属品，不是最终目标，要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些荣誉的背后是责任、也是激励。

2011年，耿明斋教授荣获第六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荣誉称号。

何况世界很大，有更多的人在默默付出，他们的成就与荣誉更多、更了不起。所以，也别太把荣誉当回事，要不断自我修养，持续前行。 

正观新闻记者：在您的从教经历中，您最重视的是什么？有哪些让您难忘的印记？

耿明斋：作为一名老师，教书育人是本职工作，我最重视的还是学生的知识传承、能力提升，要考虑如何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对于本科生，一般采用大课授课的形式，课后师生联系没那么紧密。但对于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尤其是我自己的学生，我更像是引路人，也是他们在校内唯一的“靠山”，他们的成长和进步，不仅关乎他们个人的未来，也关乎我作为导师的责任。

对于导师来说，既要自身有能力又要负起老师的责任，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学生。

除此之外，导师的品格也会影响学生，有一句话叫“先做人后做事”，其实做学问也是这个道理。我希望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更能在品格上达到完善，这样才能更好地追求知识和真理，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灵魂，类似于大脑对于人体的作用。知识分子视野比较开阔，看得更远、更宽。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也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

如果每个经济学人对于经济发展、财富的增长能够贡献一点自己的专业知识，社会就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往前走，我觉得这才是价值。如果人生目标仅仅止步于自己，那这样的人生没有太多意义。

2007年，河南大学曾召开了一场科研大会，当时我代表受表彰个人发言，演讲题目就是《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人》。 

正观新闻记者：如果要给您的人生划分阶段，您会怎么划分？在人生的重要节点上，您是怎么面对的？

耿明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之前，我处在一个懵懂的状态。就资历来讲，当时能考大学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的教育是中断的。真正的老三届读过高中，甚至读完了高中三年，他们考大学很有优势，而我当时只读了初中，所以一开始我没有信心，也就没有选择在1977年报考。

1978年，到了报考截止前一个月，我才决定要考。这还要得益于我当时做民办教师时的一位同事，他也是我的老师，当时他极力地督促我，让我一定要考大学，不让我放弃那次机会。如果不是他督促得紧，我可能就错过了，在我人生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

第二个阶段是上大学之后，从1980年代到2000年前后，做了很多尝试，这是一个人生探索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以后，2000年到2010年之间，我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基础学术研究以及学生培养。从2010年以后，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服务社会层面上。 

正观新闻记者：您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有什么兴趣爱好？对目前的状态满意吗？未来有什么规划？

耿明斋：我对自己现在的日常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各种社会责任都逐渐地卸下来，我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闲着也不累着，也希望活到老学到老，争取不断完善自己，汲取新知识。

生命在于运动，特别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运动的方式，主要是脑细胞的运动，像我们老一代的学者，是不会停止思考的。所以视野开阔一点，不纠结于某件具体的事情，该忙还是会忙。

这也算是对未来的一个规划。 

正观新闻记者：您有座右铭吗？能否用一两句话总结一下您的经济思想及人生哲学？

耿明斋：作为一名个体，一路走来，我一直秉持一种态度：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因为我们周围环境是不可控的，而唯有自我可控。因此，专注于做好自己，尽心尽力地完成自己力所能及之事才是最重要的。对于付出的努力能否得到社会的认可或回报，要持淡然的态度。

其实，只有真正具备实力和底蕴的成就，才能赢得社会的长久认可和尊重，才拥有永久价值。我也时常这样和学生讲，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追求短暂的荣誉，要持续地努力和积累。

就像现在，我们做智库的团队就非常扎实、团结，在智库领域默默耕耘，踏实做事。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是金子总会发光，只要踏实努力，总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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